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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斗:新能源的发展要防止冒进

 

今年“两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积极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其他新能源,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提高到11.4%。

 

毫无疑问,新能源发展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能源事业发展的一颗新星,并引起业界的热议。

  

目前,我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风能装机容量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产能已位居世界第一。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到底何去何从?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热能工程教授倪维斗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他同样认为,中国更需冷静思考,警惕在新能源发展上的“群体不理性”,反对“一窝蜂”式发展,要注重质量,争取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避免重复建设、重走低端制造的老路。

  

免舍近求远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新能源在“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十二五”期间的发展前景如何?

  

倪维斗: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新能源的定义。新旧是相对的,例如核电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发电总量中占比较小,仅为1%左右,预计2020年将增加到7%~8%。在我看来,如果能使目前主力化石能源的效率有大幅度提高,能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即实现传统能源的更新换代和高效利用,都可以算作新能源。照此标准,煤制天然气,煤的高效、清洁和可持续利用都可以纳入到新能源的范畴。

  

能源产业是一个系统,主要包括资源、转化、储运和终端利用四个环节。我们不仅要看能源资源来自何处,还需注重在转化、储运和终端利用等环节的改进。新的能源种类需要发展,但更加有效的是在传统能源的合理利用上做文章,而且传统能源效率提高的空间很大。以水泥行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利用水泥余热每年就能生产250亿度电,相当于目前风电发电量的一半。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合理地配置好我国资源,实现高效益,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新能源的发展有层次分别,我们在规划时应根据国情梯次对待。也许二三十年后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比较大,但目前而言,发展潜力最大,也是最需要重点对待的是传统能源的改进和合理利用。如果忽视了这点,而盲目发展上述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将会造成时间上的错位,舍近求远。

  

日报:你觉得要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节能降耗目标,主要会面临哪些问题?

  

倪维斗: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要高不少,这里面有技术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由于系统配备不好,有些钢厂和电厂都没有在设计范围内运行,效率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

  

在体制方面,能源合同管理(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EMC)是个不错的机制。所谓EMC,就是由专业公司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对耗能厂家专门进行节能减排,节能产生的利润由公司和厂家按一定比例分享。譬如钢铁、水泥等耗能厂家不需要承担运营风险,只需要提供余热、余压等。国家对于这种机制应大力支持。

  

同时,电网机制仍是个大问题。目前利用余热建设的电厂,首先减少的是工厂的外购电,多余部分能不能上网仍是问题。总的来说,节能方面体制因素影响较大。中国其实并不缺节能技术,只要体制理顺,政策对头,节能减排就大有可为。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但怎么才算“好”,缺乏一个量化的标准。

  

我认为可以考虑将GDP增速和能耗指标挂钩。例如“十二五”规划确定GDP增速为7%,单位GDP能耗下降16%。如果将这两个指标挂钩,可以允许地方GDP增速超过7%,但单位GDP能耗下降速度也要相应地高于16%,二者呈正相关性,具体的比例关系可以进一步研究。

  

警惕舍本逐末

  

日报:2009年,中国政府就曾表示新兴产业风能和多晶硅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你是否认为国内新能源的发展已经过热?

  

倪维斗:目前看来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势头不错,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关键技术没掌握,产品质量不过关,许多机组不能并网,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发电设施没有发挥作用。

  

据统计,中国目前风电装机容量约达420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发电量约430亿度,平均每千瓦装机的发电量约1000千瓦时,大量的资产设备利用率低。所以总的来说目前最好稳一稳,好好总结经验,不要一味地闷头往前赶装机指标。

  

新能源建设是不是过热?我觉得是相对的。政府的作用关键在于调控。风能方面,目前制造端的竞争比较激烈,我国就有70~80家风电设备生产商,制造成本也下降了不少,使得运营商的利润空间增大。这对风电行业发展是有利的。

  

目前风电已改为标杆上网电价,这表明政府试图理顺风电上网电价形成体制,保证风电开发项目能够实现合理的盈利水平,避免一些企业为了清洁能源政绩,甚至是为了“跑马圈地”而低价竞标、挤垮竞争对手的不公平现象。但要真正理顺风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还需电网公司的配合和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

  

日报:那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否存在产能过剩?

  

倪维斗:据报道,2010年,中国光伏电池组件产能约为1500万千瓦。中国95%以上的光伏产品用于出口,主要销往欧美市场。但随着2010年许多欧洲国家大幅度缩减补助,取消税收优惠,欧洲光伏消费市场的发展受到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的确受到打击。

  

而国内光伏发电消费市场一直难有大规模增长,主要因为补贴成本太高。实际上,目前我国从普通电价中每度电多收4厘钱来补贴新能源。按照2010年全年发电总量4.14万亿度电来计算,用于新能源补贴的资金为165.6亿元。如果按照光伏发电每度电补贴1元计算,也仅能补贴165.6亿度电,还有其他新能源发电量的补贴,因此远远不够。

  

如果中国光伏产品一直是90%以上出口国外,对中国来说的确不划算。太阳能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还会产生环境污染,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毒污染物,而使用过程确实是清洁无污染的,这就造成了把“污染留给自己、清洁送给他人”。我们需要继续发展太阳能产业,加强对光伏新技术的研究,走出自己的技术道路,大幅度降低成本,同时更需要逐渐扶持和培育自己的太阳能消费市场。

  

防止冒进发展

  

日报:新能源汽车也被列入“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你认为新能源汽车能否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倪维斗:汽车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汽车燃料仍会以包括汽油、柴油,及其他醇醚类燃料在内的烃类燃料为主。电动汽车要想像目前传统能源汽车一样普及,尚需时日。跨越发展是个系统性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和某一个领域取得突破就能解决的。几年前我国曾大力投入研究,希望把氢能燃料电池动力作为汽车跨越式发展的方向,但众所周知,其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电动车的技术水平只能达到小型短距的要求。对新生事物发展的推动要符合技术发展水平。

  

我认为混合动力车比较符合中国汽车发展的实际情况。混合动力车分两种,一种是由热动力源(600405,股吧)和电动力装置组成,热动力源只负责给电池充电,再由电动力装置驱动汽车。这样动力系统可以根据实际工况灵活调控汽车,而热动力发动机将保持在最佳工况下运行,从而降低油耗和排放。对于这种混合动力车,汽油机和柴油机效率的提升就有很大潜力。另外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是由电池装置驱动,但续航能力有限,当电池电量耗尽时由传统热动力源继续驱动汽车。这种汽车在目前来说也比较切合实际。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电动汽车,并不是完全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按照中国的电力结构,综合来看电动汽车的减排作用大约是20%,并不十分明显,因为中国的电力生产主要还是来自火电。发展电动汽车关键还是减轻中国对石油的依赖。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石油替代产品,例如天然气、醇醚燃料。这个行业一定要有大的发展。

  

日报:你觉得“十二五”期间中国新能源发展最值得警惕的问题是什么?

  

倪维斗:中国新能源产业,或者说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且国家支持的力度也很大。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以346亿美元的规模成为全球吸引清洁能源领域投融资方面最多的国家。但我国新能源产业仍面临诸多瓶颈,例如我国太阳能产业里许多关键设备和技术还是从国外引进的,尤其是薄膜太阳能光伏电池,实际上又是在做高端产业的低端,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代工。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初期是不盈利的,因此需要国家大力支持,但国家的钱要用得恰到好处,还是要算经济账。在新技术发展路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宜采取集全国之力大发展的模式,而应集中精力,支持研发,抓好试点工程,切实总结经验教训,不可盲目推广。

  

此外,政府的决策体系也应科学、透明,不能以个别领导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应抓住新能源发展的契机,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避免重复高端产业低端做,重复低附加值代工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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